对研究项目、人才和机构评价的核心问题是对成果的评价。本文针对面向实际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发明的评价提出，一般需要两级专家评审。一是小同行，即同一个三级学科、甚至于同一研究方向的专家。另一级则是能在更宏观方面把握科学和技术发展方向的顶级专家。由小同行评价成果的正确性和难度，而由顶级专家判断其价值。该方法同样也试用于对期刊的评价。
变革当前科技项目评审、人才评价和学术机构评估（简称“三评”）的管理体制，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由“大”变“强”的关键所在。目前，为了在“三评”中体现公平公正，我国科技管理部门通常采用比较严苛的回避制度：要求被评对象的“利益相关者”完全或部分避免参与评审过程。然而，“三评”是必须基于高标准专业性判断的科技活动，不同于人的因素可以主导的经济政治活动，程序形式上的“公正”并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带来事实上的公正。本文分析发现，回避制度的过度使用会导致“三评”过程中获得信息不完备，分析中我们引入评审者评分涨落来量化评审水平和信息不对称度。根据现代信息经济学的观点，“三评”中如果不能无偏地获取完备的信息，必将导致信息不对称效应，从而导致人才和项目评估中优汰劣胜的逆向选择效应。特别是对于人才评价，逆向选择现象在短时间积累中就会显现出来。本文最后亦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对科技评审中如何避免逆向选择提出了改进措施和建议。
2018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和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为落实“三评”改革随后又开展了“清四唯”行动。“三评”改革实施一年以来，效果究竟如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总体上科研人员对“三评”改革是赞同和支持的，一年来的改革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有限。对此，本文提出了建议。
本文着重讨论当前对基础学科科研管理体制中仍然面临的一些难题和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建立民主的科技项目管理体制、具有激励创新精神的评审机制等措施，建立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评估体系，告别以SCI主宰科技评估的初级阶段。
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是颇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本文以《论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及其历史》两本著作为主要线索，梳理阿伽西科学史研究的转向。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体现出批判性史学的独特性，晚期转向多元批判理性科学史学，这一转向包含着阿伽西科学编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反映了科学哲学的范式转换，体现对科学本质的思考，促进对相关科学史元理论问题的思考。
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是颇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本文以《论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及其历史》两本著作为主要线索,梳理阿伽西科学史研究的转向。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体现出批判性史学的独特性,晚期转向多元批判理性科学史学,这一转向包含着阿伽西科学编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反映了科学哲学的范式转换,体现对科学本质的思考,促进对相关科学史元理论问题的思考。
现有研究对于算法的理解仍旧停留在"信息茧房"、"操作黑箱"等技术影响层面，较少对算法的物理属性和实体表征进行理论和实证层面的有效关照。本文以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送餐员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看似虚拟的算法技术实际上带有鲜明的物质性表征。算法物质性不仅指实体的、物理的、城市基础设施的等可触摸层面的意涵，也指围绕算法所展开的空间的、阶层的、关系的和话语的等多元社会因素的交织与互动。作为一种媒介，算法内嵌于平台经济的生产模式下，将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和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桥接在一起，并形成了基于时间、空间、劳动权利等层面下的融合与对抗。
本文聚焦于从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变迁解释中国互联网企业劳动者针对“996”加班工作制所发起的网络控诉现象。通过对两类互联网企业内部管理控制机制的比较，发现敏捷开发技术作为直接的导引因素，带动了企业组织在客观管理制度（OKR考核方法）和主观企业文化方面（市场竞争文化）的整体变革。在此过程中，客观制度方面的996工作制使得劳动者决策权减弱，而在主观文化方面虽然企业文化中制造“同意”的机制仍在，但由于文化内涵和被动考核方式两个方面的变化，使企业文化最终疏离于劳动者的原初文化资本，劳动者曾经基于工程师文化所获得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也日渐式微。基于此，本文提出互联网企业正在由责任自治管理类型向直接控制管理类型过渡，后续要如何处理曾是主导地位的工程师文化是该产业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本文基于对广东省制造业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资料，分析了智能制造背景下劳动者技能提升机会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企业自动化升级提高了工人获得的与机器操作有关的在职培训等技能提升机会，给劳动者带来了“技术赋权”的机遇。但是，问卷数据显示，这次技术革新给男性工人带来的培训次数显著高于女性，导致男性和女性在技能提升机会方面的差距扩大。从访谈资料来看，在自动化升级趋势下，管理人员和工人通过区隔男性能力与女性能力并对其赋予不同的价值，重塑了工作场所的劳动秩序和两性分工，进而影响了技能培训机会的性别差异。因此，当前的智能制造趋势和企业自动化改造没有弥合技能提升机会的性别差距，制造业企业仍然存在一定的“技术父权”。
生物样本库不仅是样本和数据的收集与存储机构，更是生命科学研究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基础平台。在大数据时代，生物样本库的发展战略经历了以样本为中心到以数据为中心的重大转变，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本文在界定生物样本库概念的基础上，简要梳理生物样本库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剖析传统生物样本库在侧重个人自由的伦理框架中所产生的知情同意、隐私保密、样本和数据共享、商业化等伦理问题，讨论大数据时代现代生物样本库所遵循的新的伦理框架及其对传统生物样本库伦理问题的克服。
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加之风险和受益的不确定性为其监管带来了复杂的挑战。艾莉森·麦克伦南博士撰写的《合成生物学的监管：生物砖，生物朋克与生物企业》一书批判性地研究了合成生物学的关键驱动因素及其潜在影响。围绕监管环境的五项评估标准，即合法性、有效性、审慎、密切联系与世界主义，作者对合成生物学的风险监管与受益监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讨论，探索如何利用监管促进合成生物学有益创新的同时也能规避其风险。这一工作对进一步深入探讨合成生物学的伦理、法律和监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