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科技伦理研讨会”在滇召开
12月4-5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在云南省临沧市组织召开了2014’科技伦理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生态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地学部常委会主办，学部工作局、学部道德与科技伦理研究中心承办。会议旨在分析科技发展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讨论不同维度的环境治理机制，探讨科学家在构建良好生态环境中的责任，以进一步增进科技界和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后果的关注，构筑科学与社会沟通的平台，推进规范化、负责任的科学技术研究。围绕生态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我国生态环境现状与策略、生态环境伦理及伦理教育、生态环境伦理冲突与治理等议题，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部分委员、相关领域两院院士，来自科技伦理、科技政策、科技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部委司局的分管领导等50余位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许智宏院士在开幕式上指出，当前由于环境污染日益突出、资源锐减、人口激增等原因，人类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除利用政治、法律、经济等手段来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外，还必须建构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生态环境伦理观，用理性约束人类的行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观念。而建构生态环境伦理，就要尊重自然本身的发展权，考虑环境的代价，同时要遵循人人平等原则，对他人负责，对后代负责，此外还要重视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关心人的社会生活品质。希望能够通过召开此次科技伦理研讨会，促进科技界和教育界进一步关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科学技术伦理问题，促进科技和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践行自身的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更好地利用科技成果为社会造福。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欧阳志云研究员以“全国生态系统变化与保护”为题，系统介绍了对2000-2010年时间区间内全国生态调查评估的主要成果。基于对我国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以及主要生态问题的变化情况的详实分析，他论证表明全国生态环境质量在十年间总体呈现出了升高的趋势。就我国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而言，自然环境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复杂，城镇化与资源开发是全国生态系统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农业开发与生产是生态系统格局与质量变化的重要原因，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对遏制生态退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整体上看，我国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生态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任务，我们应当在现有战略措施的基础上，正视存在的问题，重点推动如下工作：（1）普及生态知识，提高生态保护意识，培育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2）建立生态保护制度，调整和改变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3）理顺生态保护体制，增强国家生态保护能力。（4）坚持保护优先，促进自然恢复。（5）整合国家生态保护地体系。（6）降低生态功能重要区与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压力。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王金南研究员着力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环境战略再思考”，梳理了过去40年中国在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历史问题，阐述了发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制度原因。他特别提出，当前复杂多样的新老环境问题叠加，使得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在不断加大，环境质量全面达标将是长期性的艰巨任务。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未来环境战略的思考，并将之归为十个主要方面，即环境目标民生化、环境激励市场化、国民经济绿色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环境保护法治化、创新驱动绿色化、污染治理战役化、道德文化生态化、长效机制制度化，以及环境保护全球化。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胡会峰副研究员代方精云院士作了主题发言，报告围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总结了我国的国土、气候、土地、水、矿产、可再生能源、生物资源等自然资本的现状，并审视了我国自然资本的可持续发展与不断膨胀的人口、重工业化以及快速城镇化之间的现实矛盾。以此为背景，他进一步从思想理念、本质特征、政策保障、基本途径、基本目标、根本目的等方面，深入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提出生态文明应当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人类永续发展为着眼点。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要根据我国社会的自身特点和要求，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方针，特别是需要调控人口增长与提高人口素质；有效开发资源，改革资源价格体系；加强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治理；制定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
第二炮兵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李明副研究员代侯立安院士做了题为“生态文明视域下绿色污水处理技术研究进展”的主题报告，全面介绍了现有污水处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污水处理耗能较高、污水配套管网建设相对滞后、污泥无害化处理量较低、污水排放指标一刀切、农村污水处理率较低、部分企业偷排工业废水导致水污染事件频发等，他在报告中提出，面对这些问题，应当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采用绿色污水处理技术，以有效减少水质污染，回收水资源、能源和其他资源，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绿色污水处理技术主要包括绿色化的污染源头控制技术、采用膜法水处理工艺的再生水回用技术、兼氧膜生物反应器技术、污水生态处理技术、厌氧氨氧化工艺、污水产藻制油技术、提效改造原有污水处理工艺、污水排放指标差别化等。
清华大学哲学系卢风教授的报告聚焦于“真正可行的环境伦理”，他认为，在众多的环境伦理流派中，真正可行且最具有理论彻底性的是源自利奥波德而又经克里考特周密论证和修改的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环境伦理，其基本观点包括：（1）生态系统乃至地球生物圈是一个共同体，人类在这个共同体之中，而不在这个共同体之外，更不在这个共同体之上。（2）人在地球生物圈中享有比其他生物更高的权利，但同时负有更高的责任。不必像动物权利论者所要求的那样，废除对非人动物的利用，但人类必须担负保护生态健康的特殊责任。人类不能一任其物质贪欲的膨胀，肆无忌惮地干预自然过程，就在正常时空阈限内的对生态共同体的干预才是正当的，否则是错的。（3）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环境伦理须有其存在论和认识论基础：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无论科学如何进步，人类之所知相对于自然所隐藏的奥秘都只是沧海一粟，所以人类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周鸿教授重点探讨了“生态文明、生态道德与中国生态文化传统”。在她看来，生态文明是一种摒弃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创造新的生态文化来与环境协同共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她强调指出，生态文明社会一定要强调公民生态道德的操守，只要具有生态道德的人才算是生态文明人。因此必须坚持把生态教育（特别是生态伦理学的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身教育，把生态意识上升为全民意识和全球意识，在社会中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倡导生态善美观、生态良心、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在我国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对绿的图腾和对树的崇拜无处不在。周教授以我国少数民族神山森林的生态文化传统为例，提出这种绿色文化传统正是一种朴素的生态伦理观，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教授着重阐述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责任”。刘教授提出，生态危机已经演变为一场空前的全球性危机，我国的情况更不容乐观，这使得我国不得不将生态环境治理提上了优先的议事日程，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道德、法治与科技三管齐下，且其关键在于强化责任意识，践行生态伦理责任观，具体而言，这涉及到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承担有区别的责任；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要各履其职、各负其责；生态保护人人有责、人人可为；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科研机构与科技工作者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因此应承担特殊的责任，即要正视科学技术引发的生态问题，提高科学技术创新的生态意识，以及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水平。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李真真研究员在主题为“环境伦理教育：为什么需要以及怎么做？”的报告中，剖析了发生在我国多地的PX事件的发展轨迹，并特别关注到政府和科学家群体试图通过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而化解冲突的失败尝试。她进一步论述提出，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下，化解冲突不再仅仅是依靠普及科学知识就能解决的，还需要环境伦理知识的教育和普及。她指出，伦理教育从娃娃抓起固然重要，但鉴于我国环境伦理教育的集体缺失状态，环境伦理教育和普及应当是面向多主体的（包括政府和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媒体和公众等利益攸关方或行动者）和形式多样化的。她强调环境伦理教育应当是情景化的，不再仅是有关环境伦理知识或相关理论的探讨和传播，更重要的，应当是走向实践的或者实践导向的环境伦理教育。在此基础上，李教授还特意提出了让赛先生（science）和莫姑娘（morality）联姻的呼吁。
与会专家围绕会议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面对的迫切形势，方荣祥院士提出，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牺牲了资源环境，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忽视已经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在这一问题上，科研人员担负着特殊的角色，他们有责任将生态环境伦理内化于自己的行为，使技术选择增加伦理维度，顾及科技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方院士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在讨论中，许多专家特别关注到了科技咨询对决策的影响，指出，科研人员应当依据可靠的证据服务于政府的科学决策，不仅站在自己专业立场上，还应自觉考虑发展中各方面问题的协调与平衡，通过政策咨询等渠道将相关研究成果更好地融入生态环境政策。
冯守华院士等指出，各地政府以GDP为导向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企业为谋求市场利益而对生态环境的忽视，以及社会公众层面生态环境伦理的退化，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极其复杂与严峻的局面。我国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式仍然是被动的、依附式的，过去三十余年的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方式无法有效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农业为例，目前在育种产业中，单纯以高产作为衡量指标，而不考虑其他相关方面，导致粮食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环境和农产品质量不断下降，健康风险不断上升。
环境评价的导向出现了偏差，许多专家提出，长期以来政府追求GDP，企业追求利润，连环评机构也以获取经济利益为导向，从而使环评偏离了它的本意。环境评价本应是保证环境友好的监督机制，但以利润为导向的环评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一方面环评的体制机制存在问题，另一方面环评缺少社会监督，更使其本身的程序正义也受到质疑。
与会专家认为，鉴于生态环境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当前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视生态环境的道德和伦理。提出理念很重要，推广实施更重要，应当推动将生态伦理理念落实到规范和法制层面，并集中力量将之贯彻和实践，提高执行过程的严肃性和严谨性。与此同时，伦理教育也是亟待加强的工作，这不仅包括面向社会开展生态伦理理念的宣传和普及，也应将伦理观念推广至各级政府的层面，使政府决策更好地建立在科学规律和社会价值的基础上。此外，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本身牵涉到技术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的复杂联系，与会专家一致认同多元措施并举的必要性，以促使技术起到支撑作用，伦理起到规范作用，行政起到规制作用，法律起到保障作用，并探索将市场规则纳入到环境要素之中。
许智宏院士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当前中国生态环境污染的形势非常严峻，其规模之大、影响面之宽，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当对这种严重性有清醒的认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的经济落后促使我们迫切加快经济建设， 同时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也助长了环境压力。我们需要对当前高风险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客观的认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必要的人工干预，以科学的思路促进发展。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改变发展思路，逐步转换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是环境保护方面很重要的支撑，而科技人员自身的伦理觉醒也至关重要，生态环境伦理应当是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基础，使生态环境伦理内化为各个行为主体的主动作为非常有必要。他进一步提出，生态环境伦理的讨论，不能停留在理念层面，要走向实践，加强生态伦理理念的传播和普及，把真正可行的环境伦理落到实处。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首先要取得共识，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的理念和基本的伦理准则，同时要尊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更好地加强在生态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相互合作。
（撰稿人 缪航）